从39头到8502头　从“大卫鹿”到回归本名“MiLu”

初春的黄海之滨，海风卷起千层苇浪，阳光照耀下的广袤滩涂充满勃勃生机。在江苏盐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万亩的土地上，成群结队的麋鹿正悠闲地踱步、啃食，雄鹿浑厚的吼声响彻云霄。

前不久，在麋鹿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上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（IUCN）正式宣布：麋鹿重引进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入范例。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，这种曾在中国本土灭绝的物种，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拿回了它的“本名”——不再是带有殖民色彩的“Pere David’s Deer”（大卫鹿），而是采用了源自故乡的中文音译——“MiLu”。

从1986年回归时的39头，到如今的8502头，从零星的圈养到3673头的野生种群，40年来，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（以下简称保护区）通过“引种扩群、行为再塑、野化放归”三步走战略，不仅终结了全球百年以来无完全野生麋鹿群的历史，还建立了世界面积最大的麋鹿保护区和世界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，书写了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史上的传奇。

引种扩群,悉心守护返乡“游子”

走进保护区的一处旧档案室，泛黄的老照片将时光拉回1986年。彼时的大丰，并非如今游人如织的生态天堂，而是一片蛮荒苍凉的滩涂——“涨潮是海，落潮是滩”，除了无边的泥泞和疯狂生长的芦苇，便只有呼啸的海风。

“那时条件苦啊，没有路，没有电，只有几间简陋的瓦房和这一片望不到头的芦苇荡。”已经在保护区工作了40年的巡护人员陈斌回忆道。1985年，原林业部和江苏省人民政府联合批准建立保护区，1986年，承载着无数人期盼的39头麋鹿，漂洋过海，从英国伦敦7家动物园出发，跨越了半个地球，终于回到了它们阔别百年的祖籍地。

虽然回到了故乡，但这些在异国庄园里繁衍了数代的“游子”，对这片故土表现出了极度的不适应。

“它们胆小得很，稍有点风吹草动就惊群乱撞。”陈斌指着一张旧照片感慨。为安顿这39位“特殊的归侨”，保护区的第一代“拓荒者”几乎住在了野外。缺乏交通工具，巡护全靠双腿；为掌握麋鹿的生活习性，科研人员趴在草丛里，一伏就是十几个小时，忍受着蚊虫叮咬和海风湿气的侵蚀。

这是保护工作最原始、最艰难的阶段，也是“引种扩群”的关键期。那时的工作人员，不仅是科研员，更是饲养员、保姆和“心理医生”。他们日夜守候，精心研究饲料配比，把粗糙的草料切细拌匀；他们24小时观察麋鹿行为变化，试图解读这些生灵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。终于，在大家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与温情陪伴下，麋鹿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，开始适应这片故土的水土，种群数量也在艰难中缓缓起步。

1997年12月，经国务院批准，保护区由省级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肩负起了保护麋鹿、丹顶鹤及湿地生态系统、恢复野生麋鹿种群的历史重任。

科技赋能，实现从“人防”向“技防”跨越

在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，实时画面被切分成了几十个网格。这是保护区自2018年以来实行的“网格化”管理成果，也是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缩影。

“现在的保护工作，仅凭双脚已难以维系，更要靠智慧和科技。”无人机热成像、高空重载云台、红外野保相机……每月的5日、15日、25日，科研人员都会严格按照计划对野生麋鹿进行分区域巡护。通过无人机巡护和项圈追踪，工作人员可以精准地掌握每头野生放归麋鹿的活动轨迹。

一阵嗡鸣声响起，无人机腾空而起，元气满满地开启了工作模式。作为保护区的新晋“巡护员”，它们有着极强的“视力”和“方向感”。在4万亩的保护区内，无人机会各自沿着设定好的航线自主巡航，通过搭载的摄像头，将巡护画面实时传回保护区的智慧监测指挥中心，清晰地显示出整个保护区范围内的麋鹿种群状况和活动轨迹。仅需两天，就能完成一次空中全覆盖巡护，将保护区的“风吹草动”尽收眼底。

据了解，最初喂养麋鹿大多依赖手动投喂。如今，机械化投喂全面替代人工操作，省时省力。麋鹿以嫩草、树叶为主食。除了让麋鹿自主觅食，保护区还需人工补饲。工作人员会将青贮玉米发酵后，按科学比例掺入麸皮、豆粕调配成“营养餐”。数据显示，保护区麋鹿的繁殖率、存活率、年递增率均居世界之首，其种群数量占世界麋鹿总数的近70%。

实施野生放归试验，激发物种潜能

在保护区核心区的外围，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滩涂。1998年，这里曾见证了中国麋鹿保护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刻——保护区开始实施麋鹿野生放归试验。

“40年前，我们担心的是麋鹿能不能活下来；20年前，我们担心的是它们能不能在野生放归时很好地生存；现在，我们考虑的是如何给不断壮大的种群腾出空间。”保护区科研人薛丹丹坦言。为完成恢复麋鹿种群的使命，保护区先后经历了引种扩群、行为再塑，最终达到野生放归。

1998年，保护区首次尝试将8头麋鹿野生放归进入大丰原始滩涂。那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实验。没了围墙的保护，没了人工投喂，这些麋鹿必须面对恶劣天气、疾病竞争和未知的风险。事实证明，大自然的考验反而激发了物种的潜能。如今，在保护区的野外，自由活动的麋鹿种群已达数千头。

随着野生放归的成功，麋鹿的生存范围不断扩大。经长期观察，野生麋鹿分布范围北至大丰港以南，南达东台条子泥湿地，西临228临海高等级公路以西，方圆约250多平方公里。其中，三区、新川东闸以北滩涂、风力发电场至大丰港城以南滩涂成为鹿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聚集地。

“麋鹿是湿地的‘园丁’，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。”巡护员姚亚军指着远处的沼泽地对记者说，麋鹿在泥潭中打滚会形成一个个小水坑，这些水坑成了鸟类的饮水点；它们啃食过高的杂草，防止了植被的单一化。

麋鹿的回归，让这片湿地的生态系统日趋完整。如今，保护区内鸟类种类达287种，比建区时增加了数十倍。其中包括丹顶鹤、小青脚鹬、黑嘴鸥、东方白鹳、黑脸琵鹭等9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以及白额雁、小天鹅等45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随着中国黄（渤）海候鸟栖息地（第一期）入选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这片湿地成了真正的世界级生态宝地。

织密保护网，从“一枝独秀”到“满园春色”

在保护区科普馆的一块展板前，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揭去旧标签，换上崭新的铭牌。上面不再是那个带着西方探险家印记的“Pere David’s Deer”（大卫鹿），而是醒目的、源自东方的音译——“MiLu”。

这个看似微小的更迭，背后却流淌着深沉的历史回响。从“大卫鹿”到“MiLu”，不仅是一个物种名称的正本清源，更标志着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，从曾经的“跟随者”变成了如今的“制定者”。这不仅是话语权的回归，更是一个大国在生态保护领域日益高涨的文化自信——我们不仅找回了失落的生灵，更找回了定义自然遗产的尊严。

保护区的使命，并未止步于这片滩涂。随着种群密度的不断增大，这片土地已难以完全承载生命的爆发。自1995年，首批10头大丰麋鹿作为“使者”运往上海野生动物园开始，一场跨越经纬度的“迁地保护”大幕徐徐拉开。近年来，满载着希望的车辆频繁驶出大丰，448头麋鹿陆续被输送到内蒙古的辽阔草原、宁夏的黄河水库、湖南的丘陵水乡以及福建、江西、北京等25个省市的保护区或繁殖基地。

源自大丰的麋鹿血脉，已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“开枝散叶”，从江南水乡到北国雪原，处处可见它们矫健的身影。这不仅有效缓解了保护区的承载压力，更在全国范围内编织起了一张严密的麋鹿保护网，实现了从大丰“一枝独秀”到神州大地“满园春色”的格局转变。

在公众教育层面，保护区连续成功举办十三届“鹿王争霸赛现场直播”。每年，专家学者的专业讲解与雄鹿激烈角逐、求偶争霸的原始画面，会通过电波和网络传向世界各地，年均参与人次达80万。这不仅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视觉盛宴，更是一堂生动的自然教育课。

40年，对于浩瀚的历史长河不过沧海一粟；但对于保护区和这里一代代的守护者来说，这是一部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奋斗史。如今，这里不仅建成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更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，成为全国示范保护区。大丰，正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“样板”姿态，伫立在黄海之滨，向世界讲述着一个关于回归、复苏、自信与共生的东方故事。

来源：中国环境报

复核：薛丹丹

终审：戚阳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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